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强化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火车头地位。

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优化调整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构建符合我国长远战略利益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能够更好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可以看出，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是刺激消费，并通过增加消费规模与消费质量，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提高供给侧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动力。但是，中国当前还存在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在一些领域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

首先是要推动消费者引领与生产者平等的结合，实现市场的主体性地位。长期以来，在GDP主义主导下，政府在生产和消费中偏重生产，即重视企业而相对的忽略消费者，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也导致市场的割裂，存在各种市场壁垒，企业无法进行公平竞争。

因此，必须尽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与此同时，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一个公平提供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环境。不仅要打破地方分割，也要破除所有制歧视，从而从整体上建立统一的公平的全国性市场。只有在这样的市场里，才能实现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并通过市场竞争表现出来，迫使企业不断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供给。

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消费者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和维权能力是至为关键的。在过去偏重生产的体制下，消费者无法通过维权向生产端施加压力，从而导致生产企业在产品质量与服务标准等方面缺乏改进的动力，造成供给质量与服务水平提升缓慢。

《意见》着重提出加强建立健全高层次、广覆盖、强约束的质量标准和消费后评价体系，强化消费领域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比如要求优化质量标准，推动建立优质服务标识管理制度，满足消费结构升级需求;比如要求建立产品和服务消费后评价体系，完善全过程产品和服务安全防范机制，建立健全消费环境监测评价体系。

《意见》还要求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同时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部门协作机制。这两个机制事实上早已存在，关键是落实。在现实当中，消费者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或者被虚假广告伤害，很难找到维权途径，维权成本过高。如果提请认证和诉讼，那么，作为消费者个人很难承受这么高的成本，而且即使获胜也得不到覆盖成本的赔偿。因此，应该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适当扩大公益诉讼主体范围。

与此同时，应该赋予消费者协会、工商部门等一些明确的权限，如果出现消费纠纷只能诉讼才能解决，这样的社会成本太高。应该明确各个部门的权责，防止九龙治水式的相互推脱以及和稀泥，强化消费者权益损害法律责任，提高处罚和赔偿的成本，以吓阻企业不敢随意侵害消费者权益。

但是，即使是能够健全和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改革，目前中国消费的增长也会遇到两大难题。

首先，必须建立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当前恰恰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企业普遍面对生存压力，很难提高工资增长速度，即收入增速会逐步放缓。

为了扩大消费，就有必要降低企业的税负，与此同时，加强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社会保障投入，前者让企业有能力支付更多工资，后者可以让消费者具有安全感而增加支出。但这项改革需要政府减少规模和财政支出，才有减税以及增加社会保障的空间。

其次，过高的地产价格不仅导致消费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大幅增加了商业成本，并提高最终消费品的价格，变相降低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说，房价(租)过高导致社会购买力降低。

比如《意见》中提到推动闲置的传统商业综合体加快创新转型，合理配置居住小区的健身、文化、养老等服务设施。传统商业综合体衰退主要因租金成本高，也包括健身、美容、文化等服务业不发达也与租金过高导致价格高有关。因此，放缓的收入与过高商业成本之间冲突阻碍消费增长，也是当前时期刺激消费面临的主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