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以深圳经济特区设立40周年为契机，中央从改革顶层设计出发，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将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旗帜的深圳特区，迈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步伐，开始中国在改革深水区创新改革方式方法“啃硬骨头”攻坚克难的新一轮探索。

  今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更多发挥内需潜力，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严峻形势的当下，更好把握种种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以及依托中国自身业已雄厚的发展基础提升主动权，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这个战略目的来看，深圳也正是实现双循环战略示范区的最佳选择。

  首先，作为经济特区，深圳40年的改革开放探索和实践无疑是最成功的，已经成为解放生产力、实现经济超常规发展的一个奇迹。一方面它客观上很好形成了与广袤本土腹地紧密的有机联系，在“内循环为主体”上，深圳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另外一方面，深圳又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阵地，毗邻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拥有内外多方兼顾的战略地位，使得深圳在内外循环积极互动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缘优势。

  经过40年的探索，深圳还以经济结构高端化优势，明显领先于内地而亮点纷呈，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举足轻重的数字经济，已形成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力。站立在数字经济的高地上，深圳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内循环为主体”，另一方面又可以与外部经济便捷地良好互动，形成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之势。所以，现在结合双循环选择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标杆式试点城市，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也正是因为在地理关系上，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领头城市，毗邻港澳而可紧密联合大湾区和开放概念下的整体经济力量，通过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打造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极，可顺势寻求在世界上形成有一流竞争力的新崛起大湾区，即在全球已有的纽约、旧金山和东京这三大湾区之外，中国要形成一个可以与它们一比高下的成为强劲增长极的大湾区。从这个角度上看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实施，深圳的地位非常突出。

  将上述种种战略定位因素和“守正创新”的超常规发展思维叠加，来认识《方案》的出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中央的现代化通盘战略部署上，让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示范区，所赋予的份量和期待。

  《方案》中明确指出，2022年，深圳各方面制度建设要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这说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的意义和价值重在“可复制”，深圳的创新试验、改革冲锋，决不局限于深圳本身的发展考虑，它鲜明体现着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全局性，即顶层规划与局部先行先试、总体配套和“继续摸石头过河”的有机结合。其实，从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开始，中央就特别强调，这种对外开放和以开放催化、倒逼改革的探索，已决不局限于给予某一区域以特殊优惠政策，来形成一个“政策洼地”，而主要是让这些制度创新先行区在探索出成功经验后，尽快复制推广，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让制度上的改革成果惠及全国。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在《方案》中赋予了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这也很好体现了中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外部环境因素更趋复杂。毋庸讳言，在严峻形势之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不少人会对此产生困惑。而《方案》的出台，则相当于一篇响遏行云的宣言，体现出中央决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定力，并正在将这一决心与定力，具体化为通盘规划覆盖着的关键先行区域的实践环节。

  目前全球经济正经历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要把握住自己的确定性。《方案》的出台，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的战略耐心与定力，这正是我们的确定性。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就是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在改革开放之路上要坚定不移地在深水区攻坚克难。不论外面怎么风云变幻，美国怎么遏制和封堵，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国策，决不会动摇和改变。

  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思路上并不复杂，就是体现在中央明确强调的，从进一步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鼓励干实事、敢担当、有作为，到要素流动的改革指导文件，再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通盘指导文件，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的实施方案，这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当前一些人之所以觉得困惑，其实更多来自外部环境变化，虽然一只只“黑天鹅”不断地飞起来，但我们内部的战略耐心、战略定力、实现现代化愿景的主心骨坚如磐石，一百年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