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认为，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根本性大事。

会议强调，当前要特别关注外部输入风险，防止外部冲击、市场波动传染，积极防范化解重点机构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当前，中国金融部门承担诸多任务，既要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稳定物价、汇率等，还要为结构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服务;既要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强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等。

现在更要关注和警惕外部输入风险。首先，中国正在提速金融服务业开放步伐，在最新公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中，关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延续去年的基调，即外资对证券、基金、期货及寿险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且于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这是自去年开始加速金融服务业一系列开放政策的继续。

对于大部分后发经济体而言，金融开放过程充满挑战，因为国际或国内经济环境的巨变可能带来资本流动的变化，形成不可预期的风险。如果无法建立全方位的更加精细的监管体系以及判断能力，再加上缺乏丰富的应对经验，金融体系很容易被冲出漏洞，产生系统性连锁反应。因此，在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背景下，必须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预防在开放环境中的外部输入风险。

在中国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国际经济也迎来一个微妙的“风险爆发期”，因此，中国必须关注和防范外部环境的变化，防止外部冲击与风险传染。当前，这种风险包含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环境双重挑战。

首先，全球经济处于次贷危机以来的一个重要拐点。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源自债务的增加，在宽松货币环境下，以美国为例，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不断升高刺激了GDP增长，但这些债务大量涌入资产领域，并未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财富，加剧了经济与分配的结构性失衡，从而让经济丧失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并再次面临脆弱的失衡风险。

被称为“末日博士”的努里尔·鲁比尼教授日前表示，目前对全球经济来说，有很多不利因素，如贸易争端以及一些地缘紧张局势引发的油价飙升。也就是说，在原本就面临再次失衡风险的全球经济结构之上，美国所制造的贸易争端与伊朗因素加速了风险的暴露。

事实上，一些经济体已经呈现衰退迹象。因为高度依赖出口，韩国出口数据往往被称为是世界经济的“金丝雀”，今年5月韩国出口同比下降9.4%，是连续第六个月出现下跌，其贸易条件指数也是自2014年10月以来最低。此外，土耳其、南非等国经济也在快速衰退。被列入经济脆弱国家行列的名单数量越来越多。

其次，正因为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在尚未退出“量化宽松”时，又重新启动“宽松刺激”周期。

美联储率先暗示了降息的可能，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紧接着跟随，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已经开始降息。宽松货币环境的一致预期导致全球资产价格开始上涨，上一轮长周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支持了全球资产价格泡沫，现在则可能再次启动宽松政策试图维持泡沫。

这会给中国带来潜在的两方面风险，一是全球宽松货币环境会刺激套利资金流入中国资产市场，并鼓励企业融入外部资金加杠杆;另一方面，也会在国内市场制造资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刺激生成泡沫。更让人担忧的是，目前大部分国家基准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一些国家甚至处于负利率水平，宽松货币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再加上创纪录的债务水平，可能让这些央行丧失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出现新的全球危机。

与其他国家依赖货币政策作为增长引擎不同，中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措施以及结构性改革之间形成了平衡的组合，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全球经济而言，中国是唯一主动摆脱对货币政策依赖而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国家，因此，更要关注和警惕外部各种输入风险，防止外部冲击以及市场波动传染，避免干扰和破坏中国稳中有进地推动结构性改革。就全球而言，谁率先完成结构性改革，谁就会在下一轮全球增长中占有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