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发布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能源领域投资仍在持续，总投资额为88.1亿美元，可再生能源占比首次超过化石能源达58.1%，而化石能源占比41.9%。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推动能源转型和绿色能源发展既能促进经济复苏，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复工复产、增进就业，又能推动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因此，在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能源投资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也将不断提升。

  今年，在全球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双重挑战的关键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对外宣布减排新目标，包括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为发展中国家做出积极表率。“这些承诺充分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雄心和决心。”王遥说道。

  随着国际减排共识的不断提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示，该国将不再批准新建燃煤发电项目。“我们已经取消了两个总装机容量为2600兆瓦的煤电项目，并替代为水电项目。”他说，“政府还决定到2030年实现60%的能源来自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实现电动车占比达到30%。”

  对于巴基斯坦的减排承诺，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12月16日在法国驻华使馆指出，这给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提出了一个警示。“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化石能源投资的比例还比较高。然而，未来，发展中国家也会不断加强自主贡献的力度，让燃煤电厂或火电厂逐渐退出，这将是一个趋势。”

  方莉指出，在近日发布的《“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中，即便是清洁煤项目，也没有被纳入绿色账户，而且在中国金融机构制定的绿债标准中，清洁煤也被去掉了。另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也宣布，该行将不会对煤电项目或涉煤项目提供资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早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方就提出要把绿色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绿色“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理念、原则和目标方面高度契合、相辅相成，被国际社会认可为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解决方案之一。

  王义桅强调，绿色是这个时代的主题，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传统的全要素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各国都将希望寄托在绿色复苏和数字化转型上，希望用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拉动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占比将不断提高

  在后疫情时代，可再生能源在“一带一路”能源项目的占比将进一步提高。这主要受到沿线国家减排意愿提高、金融机构对气候风险关注度增加以及中国可再生能源经验丰富等因素的影响。

  王遥指出，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20个国家提出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或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总碳排放量已占到全球一半左右。其中，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及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取消了大型燃煤发电厂的项目。“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必将积极调整对‘一带一路’国家能源领域投资结构，引导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领域。”王遥说。

  与此同时，王遥指出，随着金融机构越发关注气候风险，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在内的100余家金融机构宣布逐步淘汰对煤炭和/或化石能源的投资。较之化石能源，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出于对金融风险等的考虑，更多地选择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这也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

  近期，亚投行在首个中长期发展战略(2020-2030)中制定了于2025年实现气候融资比重达到50%的目标。该行表示，虽然还有不少成员现阶段不得不发展煤电项目，但它们都签订了《巴黎协定》，也制定了低碳转型的规划。因此，亚投行将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支持并引导成员实现低碳转型、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此外，王遥补充道，当前，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不断降低，且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生产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对外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能够分享和推广我国技术和经验的同时，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走出去”，扩大市场空间。

  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清洁能源有巨大的需求，但如何消除部分国家政府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也是不小的挑战。“既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信任赤字的问题，又要实现全球能源的互联互通，还要应对美国的挑拨离间，需要做出很多机制化的安排，也要有很多思路上的创新。”王义桅说。

  王义桅认为，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塞尔维亚，一家即将被关闭的火电厂被中国河北省的钢铁厂接管，通过绿色升级改造成功转型，继续为当地创造收入和就业，兼顾了民生发展和节能减排。这说明，中国在国内积累的“关停并转”的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重要借鉴。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危”与“机”

  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应从多方面入手，助力沿线国家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绿色的“一带一路”。

  首先，政策和标准协同。王遥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政策环境并不稳定，这加剧了项目的主权风险和融资成本。政府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框架示范和操作指南，降低项目主权风险和融资成本。另外，制定并推广包容性较强的项目清单，明确绿色项目标准，也将有助于降低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

  12月，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和银保监会的支持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布《“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基线研究报告。该报告将“一带一路”项目分为三类，分别是鼓励合作类项目(绿色)，一般影响类项目(黄色)和重点监管类项目(红色)。这一举措若能得到推广应用，无疑将有助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第二，支持绿色技术应用与投融资。王遥指出，绿色技术的创新正对全球经济向低碳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现状。因此，为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应当加强对于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和应用示范的支持，提升其技术吸收能力。

  第三，充分发挥绿色金融作用。“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但短期经济效益较低，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亚投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优惠资金的作用，投资建设示范项目，以此撬动商业性金融机构绿色投资，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多种创新金融工具和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一带一路”项目。

  第四，充分发挥国际合作平台作用。王遥说，《“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在现有责任投资倡议的基础上，将绿色、可持续发展议题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提升项目投资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水平，推动绿色投资。通过鼓励投资者加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遵循其所倡导的条款，在满足项目需求的同时，也能进一步支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

  尽管前景看好，但挑战也不可忽视。王义桅指出，在后疫情时代，很多沿线国家将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在疫情之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已经债务高企，由于今年陷入经济衰退，未来还将面临巨大的偿债压力。今年，中国已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但是光靠中国显然是不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绿色转型必然需要资金支持。